2021-06-22 点击:

看了M老师的经历,我感同身受,她的很多经历我也曾有过,这让我想起玛丽莲·弗格森的一句话: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就是人的改变,通过改变心中的看法,而改变他们外在生命的方方面面。

改变别人真的很难,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无法改变别人,即使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,否则会极易受挫,让自己失去做事的勇气,动摇自己的初心。但是,我会努力把我的同事,我的领导拉进我的教育梦想,让他们也参与我的教育变革,把他们也写进我的教育故事,让他们成为我教育的合伙人。

我一直尝试做“借力教育”。乡村学校资源匮乏,我尝试把世界带进校园,让孩子们通过一些丰富多彩的课程认识自我和理解世界。我努力寻找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,邀请他们给孩子们上公益课,比如歌唱家、画家、研究员等。

设置公益课并没有征求学校的同意,领导知道后,要求我再邀请社会人进课堂时,必须把是否有教师资格证作为硬性条件之一。回到办公室,我越想越委屈,各种念头浮现在脑海:

“他们一点儿也不懂教育,我这是为了学生的成长。”

“这是为难我,社会人哪有教师资格证。明明是阻碍我为班级做活动。“

“算了吧,以后不弄了,随大流吧!“

……

从领导善意的提醒中,我只听出了否定,感觉受到了很深的伤害。我开启了“防御系统”,把学校领导看成敌人,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,处处提防,弄得自己很疲惫。有些创意活动无法放开手脚,担心领导会进行阻挠,教育热情渐渐被消磨殆尽。

期末总结时,领导在全校表扬我善于做活动,把班级管理弄得有声有色。我这才恍然大悟:领导是以大局为重,做一些顶层规划,帮助我们做一些科学诊断,是我误会了领导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领导的教育意图,更好地让领导了解我的教育想法,我先要把自己从对领导的敌对印象中解放出来,相信自己是有力量,有能力创造我们想要的教育世界,相信领导和我都是一样的,都想把教育做好,这就需要我主动沟通。

“主任,我发现孩子对自己的家乡了解不多,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家乡的巨大变化,我想做一些这方面的活动,你有什么建议吗?“

“给孩子们找一些影视资料,让他们看看!”

“这个建议很好,那怎么才能有体验感呢?”

“要不,我们参观一些民俗馆,或是去老乡家,感受一些乡土文化……”

“这个建议好,我们是否可以邀请一些专业人士给孩子们做一些介绍,帮助他们深度解读乡村的变化?这样体验感很足,也是一些高质量的综合实践活动。”

“好的,你做一个方案,我去征求一下校长的意见。”

“我马上去做,有你的支持,这次活动一定很精彩,孩子们也会很喜欢。”

打破了敌对印象,可以准确识别彼此的需要,大家会在对话中探寻更有效的方法。因为有了共同愿景,大家建立了连接,达成了共识,可以协同“作战”。

在自己的教育主张里,需要哪些人参与,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诊断。“我们”是比“自己”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,虽然“我”和他人是分离的,但是,要完成一件事,需要“我们”共同协作。可以把能够支持自己的那部分人拉进自己的教育梦想,和自己一起达成意愿。

对于不喜欢,或不认同自己教育观点的同事和领导,我们也要学会接纳。“我”没那么好,你也没那么好,但是,这没有关系,“我”接纳我们价值观的冲突,也允许想法的不同。要学会接受领导对我们的指导,如果指导是有价值的,我们虚心接受,完善自我,对于没有价值的意见,选择忽略。

把痛苦的经历看成成长的机会,放下评判,相信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。

班级元旦联欢活动有一个环节:孩子们把新年愿望写在卡片上,将心愿卡挂在校园的松树上。然而,当下节课孩子们再去看心愿卡时,发现他们的心愿卡已经被政教老师当成垃圾清理了。

看到孩子们情绪很低落,我有些愤怒,认为政教老师太武断,不讲人情,但冷静了几分钟后,我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引导。

我问孩子:“政教老师为什么会收走挂在树上的东西?”

孩子们说:“他们不想让我们把东西挂在树上。”

“那政教老师看重什么?”

“他希望校园整洁。”

“对!他希望校园保持整洁美观,所以会清理树上的心愿卡。”

“可是,我们的心愿卡又不是垃圾。”

“有谁和政教老师协商过吗?有人征求过政教老师的意见吗?”

“没有!”

“政教老师不知道真相,把心愿卡当成垃圾处理也是有道理的,不如我们重新想一个好方法。”

“老师,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!”

“什么想法?”

“既然政教老师看重校园整洁,而我们把心愿卡挂在树上的确会影响校园美观,那么,我们重新书写心愿卡,把心愿卡放到一个密封盒子里,埋在那棵松树的下面,等我们毕业后再打开,看看心愿是否达成。”

“很好的一个建议。这样既符合政教老师的要求,也满足了我们的需要。这个活动你们安排一下。”

……

每一个困难都充满了挑战,每一个挫折都有可学习的地方,只要我们内心丰盈,对教育充满好奇,总是可以遇见新的可能。